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戛纳电影节70周年风光不再?被淡忘的庆典

发布日期:2018-9-16 上午 10:36:51 浏览:22

来源时间为:2017-06-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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戛纳电影节70周年风光不再?被淡忘的庆典

来源:中国网时间:2017-06-08

戛纳影展70周年“大庆”,几乎成为一场被淡忘的庆典。有过来人“忆往昔峥嵘岁月”,回顾10年前,影展60周年的风光荣华恍如隔世。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显示,今年竞赛单元的影片质量全线溃败,19部影片中,大半作品胜过影院里大部分快消品式的爆米花商业片。影展不复10年前的强势风光,并非因为导演们创作能力萎缩,只是和电影有关的外部环境彻底地变了。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、电影制作和发行方式变革、信息渠道畅通以至于资讯无孔不入的时代,戛纳影展昔日无法撼动的垄断地位,很可能没有意义了。———编者的话

当技术的风暴撼动影院的大门,戛纳影展仍在维持电影业里老派的一面:老派的制作、放映、评论等方方面面的崇高感。纵然影展在从业者的小世界里维持着“仪式感”,对于看热闹的观众而言,它的“神秘”光环正在褪去。

都说今年戛纳影展遭遇“小年”,颁奖礼过分平静,没有掀起波澜,甚至没有嘘声,想象中本该烈火烹油的70周年“大庆”,结果几乎成为一场被淡忘的庆典。不免有过来人“忆往昔峥嵘岁月”,回顾10年前,影展60周年的风光荣华恍如隔世。

当真要把相隔10年的两届影展平行对比,它们并没有太多不同。今年戛纳影展公布竞赛单元片单时,虽然主竞赛单元19部入围影片在数量上略显“单薄”(这个数字一般为22-23),但哈内克、托德·海恩斯、洪尚秀、萨金塞夫、索菲亚·科波拉……这一串“功成名就”的名字制造了振奋人心的效果。一如10年前,主竞赛单元公布时,王家卫、李沧东、科恩兄弟、范·桑特、昆汀·塔伦蒂诺、索科洛夫……这些自带光环的名字制造了最初的骚动。10年前的那届影展,开始于“事先张扬的大师云集”,落幕时,得到金棕榈的是首次进入主竞赛单元的罗马尼亚新人导演蒙吉,《四月三周两天》是他的第二部长片。今年也是这样,很多人怀揣着对哈内克、萨金塞夫的满满期望前往法国南方的沿海小城,最终金棕榈奖被颁给瑞典导演奥斯特伦德的《广场》,这是他的第三部长片,2014年他曾因为《游客》入围戛纳影展一种关注单元。如果孤立地看待戛纳影展主竞赛单元的运转,时间几乎没有在它身上投下深刻的痕迹,它拥有相对固定的导演群,依靠创作能力“待机时长”强悍的老导演维持声望,也适时地在标志性的年份里挑选新的代言人,假以时日,新锐成老将,就像过去的10年间,萨金塞夫和蒙吉都从“拭目以待的新人”变成“欧洲电影的中流砥柱”。

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显示,今年竞赛单元的影片质量全线溃败,事实上,19部影片中,大半以上是值得一看、值得谈论的电影,胜过影院里大部分快消品式的爆米花商业片。影展不复10年前的强势风光,并非因为导演们创作能力萎缩,只是和电影有关的外部环境彻底地变了。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、电影制作和发行方式变革、信息渠道畅通以至于资讯无孔不入的时代,戛纳影展昔日无法撼动的垄断地位,很可能没有意义了。

就业界地位而言,虽有“欧洲三大影展”之说,其实柏林和威尼斯的影展无法抗衡戛纳。因为每一年最重要的影片发布和版权交易,发生在戛纳,这个平台成为好莱坞大片厂和欧洲一线发行公司的必争之地,不仅是“欧洲—美国”之间庞大电影市场交易的刚性需求,更因为,一部电影必须争取在戛纳露面,才有可能争取最有效的曝光率和传播效应———在社交媒体深入日常生活之前,电影制作方和观众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等,在那样的大环境下,戛纳影展是特权之地。

戛纳森严的等级制度,也诞生于电影界的这种“前现代”语境:拒绝普通观众,绝不对外售票,把影评人、记者和版权交易买家按照资历、年限、影响力,分成三六九等。这套等级制度的潜台词意味着,电影的制作和评论都有一道极高的门槛,是对精英文化的捍卫,垄断了话语权的群体,人为制造了影展的“神圣感”。

然而电影毕竟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,它的本质是媒介。技术变革带来媒介形态的变化———社交媒体改变了电影制作方、创作者、明星和观众之间的距离,网络平台改变了电影发行、宣传和推广的方式,数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电影入行的门槛,红毯成为可以用金钱置换的秀场,庞杂的信息如野草蔓延……影展纵然在从业者的小世界里维持着某种“仪式感”,而对于看热闹的观众而言,它的“神秘”“神圣”的光环都在褪去。

在变化的潮流中做一座孤岛是不可能的,戛纳的策展和选片策略在变与不变之间摇摆。它迟疑地接受了vr作品的特别放映,但是,组委会又用心良苦地把伊纳里图导演的vr作品《肉与沙》的放映安排在远离电影宫的一处海滩偏僻之地。它接纳互联网公司netflix制作的两部电影———《玉子》和《迈耶罗维茨的故事》进入主竞赛单元,而评审团主席阿尔莫多瓦言出必行地没有把任何奖项颁给“因为会直接在网络平台播放而不进入法国院线的电影”,即便奉俊昊导演的《玉子》技艺娴熟地在类型片的外壳里注入对韩国社会结构的反思。这是阿尔莫多瓦导演个人的审美选择,还是他为组委会代言,都不重要了,发生在影展组委会、法国放映协会和netflix之间的风波和口水仗,真相是新旧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,电影本身的质量和创作者的声音反倒被忽略。

如果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揣测,当技术的风暴撼动影院的大门,戛纳影展也许仍在维持电影业里老派的一面:老派的制作、放映、评论等方方面面的崇高感。就像主竞赛单元里的那部法国电影《敬畏》,导演饱含深情地回望了1968年的戛纳影展,还找来法国最文艺帅气的男演员路易·加莱尔演盛年时的戈达尔。戈达尔的回应就有意思了,他听说了这电影的内容后,事不关己地说了句:“一个愚不可及的决定。”

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,戛纳影展是一个社交场合,不过它的意义恰恰在于此。瑞典导演奥斯特伦德接受金棕榈奖时,在领奖台上语无伦次,他有理由激动,一个金棕榈奖不足以判决他的作品质量,那要交给时间才可靠,但这个奖意味着他进入了电影圈的最高级社交圈———一个能和好莱坞核心圈平起平坐又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名利场。

所以,戛纳影展在70岁上度过一个过分平淡的庆典,其实也不是那么要紧,它要维系的,从来都不是泛泛的观众,而是类似当年英国文学界“布鲁姆斯伯里”那样的圈子。年复一年,好莱坞的电影人会赶在蔚蓝海岸最美好的季节,倾巢而出;年复一年,老牌强悍的欧洲发行公司瓜分着主竞赛单元的名额。

“戛纳”自始至终,只是属于从业者的大悲大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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